7 月 16 日，新疆乌鲁木齐地区的新冠疫情突然二次爆发。乌鲁木齐高台当代艺术中心被迫临时闭馆。8 月 16 日，创始人暨主理人马星在社交平台发出求救信号，他希望通过众筹的方式帮助这个新疆第一家，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当代艺术中心渡过难关。在众筹发布当晚，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使得这个微弱的求救信号形成了蝴蝶效应。最终，众筹效果远超预期。9 月 6 日，高台当代艺术中心重新开馆。
在与马星的聊天中，触及到新疆这个故土，他一度激动落泪。有人说在拉萨做当代艺术，如同「裸奔珠峰」。而对于乌鲁木齐来说，好像也是如此。但马星依旧觉得，他热爱的故土并不是文化荒漠，他期待新疆的当代艺术摆脱节点式的发展，让高台当代艺术中心摆脱「唯一」的标签。
以下是马星的自述。
终于，我决定在社交网站上启用众筹计划。这个决定真的很艰难。乌鲁木齐第二次疫情的突然爆发，以及高台已经封闭近两个月，这两个因素是我与团队决定众筹的直接原因。如果情况有一点不同，我可能也不会考虑众筹方式。我很清楚地记得 7 月 16 号这天，高台白天还在正常开馆，下班后却突然被告知闭馆。同事的电脑甚至都落在艺术中心，没办法取回。当时的我们很难想象在位置偏远、人口稀少的乌鲁木齐会意外的再次爆发疫情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封闭的时间竟持续如此之久。对于众筹的这种方式，我纠结的原因有两个。一方面是我们刚刚成立，没有观众基础，众筹这种方式效果可能并不会很理想。另一方面，对高台来说，众筹毕竟是一种基于参与者对它存在意义的预判，用预先支付的信任度维持机构运行的方式。我们是否要用这种方式去讲述高台的故事？
我作为一家初创艺术中心的主理人，深刻了解高台面临的挑战：目前我们的收入全部依靠实际运营。也就是说，闭馆后没有票务收入，等于宣判死刑。此外，我们的团队已经扩增到 10 个人，如果算上实习生就不仅 10 个人了。一旦复工，我们就要承担下个季度的租金压力，以及团队的运营成本。最后，我们讨论决定，用众筹的方式帮助高台缓解未来一个季度紧迫的现金流压力。我们选择的众筹方式也十分谨慎，即用等价或超价格的物品来回馈众筹参与者。就是说，我们给到众筹参与者的产品在价格上是等于或者高于众筹的金额。在团队最后一次线上讨论会时，我让大家预判众筹的参与人数以及金额。团队内部都觉得 500 人参与，金额在 2 万到 5 万元人民币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了。但从开始众筹的那一刻开始，大家就给了我们很多意料之外的反馈。实际上，大部分的众筹都是在第一周内完成的。如果以众筹参与者数量为指标，前四天一直都是持续增长的状态，到第五天晚上呈现收尾状态，此时的众筹情况已经超过我们的预期了。随后，即使我们的通道并未关闭，但我们已经停止在社交网络的宣传，众筹基本处于即将结束的状态。
乌鲁木齐高台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暨主理人马星。
最终，此次众筹有超过 1200 人参与，众筹金额在 15 万人民币左右，比预期高了很多，令我们备受鼓舞。随后，在我们给参与者邮寄产品的时候，订单地址中疆内与疆外的参与人数占比为一比一。也就是说，在艺术行业内，无论在新疆本土，还是在其它城市生活又对新疆，或者说对我们有兴趣的人远远超过了预期。我先是感觉到满满的幸福，但压力随之而来。众筹过程有很多令我感动的事情。例如，很多人希望给我们捐赠金钱或者物品，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，但这种方式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，实际上我们也并没有接受。最令我感动的还是众多的艺术家们，即便他们并不富裕，还是提出给我们捐赠了最大额度的众筹。原因就像他们说的，高台是唯一一个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东西的地方。这次疫情期间，我刚好不在新疆，而是去了拉萨，在与当地的一位当代艺术家聊天时，他说，如果你在拉萨做当代艺术，就等于「裸奔珠峰」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新疆完全是同一个状态。不过，当我看到艺术家们对我们的支持时，我觉得我们还有同行人。
新疆终于解封。明天，高台当代艺术中心即将开馆，在与物业沟通之后，我走进了高台所在的商场。偌大的建筑空无一人，我朝着艺术中心的方向，走在那条久违的路线上。我走进展馆，看了一下展品，检查了空间状况，拍了几张照片发到工作群。我就站着，看着不大的空间，它是如此年轻，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依然顽强生存。9 月 6 日，「脱缰世界 2020 十位华人艺术家群展」重启。相比 6 月 2 日挤满了近 100 人的现场，因为疫情还未稳定，艺术家散布在世界各地，他们只能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分享作品和与现场观众交流。
「脱缰世界2020十位华人艺术家群展」开幕之夜，艺术家进行远程连线。
这次疫情的突发性也让我开始思考应对措施。我觉得，一方面，线上途径是一个好的方向，例如在线展览、艺术衍生品在线销售等。我希望在一些不太确定时刻，能让高台营收稳定。同时，作为目前新疆唯一一家艺术中心，我在摸索着高台的展览方向以及观展者的需求。这关系到高台的未来发展以及新疆本土艺术氛围的营造。考虑到新疆本地没有特别成熟的艺术环境，所以，在作品的选择上，我们优先考虑新疆以及与新疆有关的文化对话。目前，我们合作的艺术家中有 70% 与新疆相关。对比在高台举办的首次和第二次的展览 ——「马海伦个展 —— 故乡」与「法国艺术家埃利斯 · 莫琳的环保装置：废弃的景观」—— 第二场展览明显比第一场的预售门票可观。我们发现观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点 —— 需要视觉冲击强烈的艺术装置引发兴奋点。所以，我们开始引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艺术形式，注重合作不同国家的又风格迥异的艺术家。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讲，性别相关议题、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议题是我比较关注的两个议题。
在我心中，高台并不是一间画廊。它虽然有画廊的属性，但更像一个艺术孵化器。我们在新疆做展览、做艺术市集、做本土音乐人夜间音乐会、做线上文学、音乐的分享会、做新疆青年电影。我们试图连接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做事情的年轻人。如果精力、时间、资源有条件，我们希望与他们展开更多的合作。在高台开馆前，我与一个位研究新疆当代艺术发展的年轻学者聊天，他记录了新疆的每一场展览资料并从中进行分析。从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，新疆的展览发展一直都是特别节点式的。比如，当有一些美术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此地挂职，在他们一手的促成下，新疆当代美术馆成立了，也曾举办了两届有众多国内一线当代艺术家参加的新疆双年展。但当这些人离开的时候，艺术发展就没有办法继续跟进了，这就是新疆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 —— 在发声后，迅速沉默。
马海伦，《新疆时尚指南》，摄影，2020。
我有时候也会想，高台的下一步怎是什么？也许会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出现，就像 FIRST 青年电影展，它将分解高台在电影上的一部分职能；也许还会有另一个专业机构，分解另外一部分。不过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儿，说明新疆整体的艺术生态正在呈现上扬的趋势。但就目前情况来看，高台的职能太丰富了，因为的确只有我们在做这些事情。在没有美术馆，没有艺术体系，没有艺术媒体，没有收藏环境的情况下，一个艺术机构就是可以承担起所有的职能。
说到艺术家张博原，他总能撩拨我内心对新疆的感情。他用两年的时间拍摄了南疆风光，用快门收集了那些古老的故事，给故乡建立完整的记忆库。这与我的想法刚好不谋而合。可以说，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尝试 —— 进行深度人文艺术探索，这可能会是我们团队内部近期最主要做的一件事。这次随同艺术家张博原回到塔里木，就是深度人文艺术探索的首次尝试。2015 年，我正在读大学，也做过类似的活动，主题是「跟我回新疆」。我邀请了新疆的摇滚歌手、作家、学者在北大、清华、人大三所高校与这些年轻人做了 6 场的分享会，从这些艺术家或者说音乐人个人的视角去讲他们和新疆有关的故事。我们又在约 500 个报名者中选了 40 多人，带着他们分别去新疆的吐鲁番、哈密和阿勒泰 3 个地方，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做交流。
新疆文化的特殊性和它的一些经历有关。年轻人都在离开，我能敏感地察觉到新疆的形象并不被大家了解，它非常需要热爱这片土地的人。所以，我希望和生长的这个地方保持特别亲近的距离。因此，虽然我在北京读书，也辗转去了国外工作，但我一直觉得，回到新疆一定是我必然要做的事情。近些年，我去过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，但不论我在哪，每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不同的媒体关于新疆的报道，了解当地正在发生什么。但每当我落地新疆，下飞机的时候，总会觉得，我是属于这片土地，那种特别强烈的故土感是没办法消散的。
去年 12 月，在高台开幕的展览「废弃的景观」上，法国艺术家 Elise Morin 回收使用了 4 万 5 千张废旧光碟，由艺术家与 40 位志愿者工人用 15 天时间搭建而成。
在新疆做艺术中心也十分巧合，我并不觉得高台要局限在艺术这个范围内。我们希望与不同的城市，不同的人群、不同的疆域和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保持良好对话，实现最基本的信息交换，达到某种程度的理解。这是我特别重要的愿景。如果具体到艺术氛围的话，把新疆本地的艺术声音传播出去，然后与更多其他的文化对话。仅此而已。
因为众筹，高台当代艺术中心开始走进大众视野，马星也逐渐被大家关注。
作为新疆唯一的当代艺术中心，高台在这样天然的噱头下，得到了许多人近乎本能地关注。但这些却成为了马星的无奈之处 —— 他希望新疆是他心中唯一的家乡，却不希望高台是新疆唯一的当代艺术场所。他爱这片故土，更想让世界了解新疆。如果可能，他希望能有无数个高台遍地生根。
而在众筹之后，乌鲁木齐的疫情逐渐得到控制，高台也重新回到了轨道上，它依然作为那个「唯一」承担着新疆的当代艺术职能。
此刻，「新疆」的标签是高台的特点，也是禁锢。这次关注，让马星开始思考未来的路。
在民族与疫情的双重交错下，乌鲁木齐高台当代艺术中心将如何「脱缰世界」？